其实很多时候在谈论自己或别人的“小时候”时还会隐含更多的东西,比如都设想了从童年迈向成熟所要经历的”断裂“。这种断裂是把童年的命运和长大以后的分割成截然不同的命运,把成熟当作是童年迈向成人的创口。
所以这样的成长总是创伤性的,因为“长大”似乎总是一瞬间发生的结构性改变——将自己融入共同体的结构中进行的“社会化”。这种改变是彻底的,无论过去的生活曾经给我们带来多么真实的体验,在这种改变发生后那些体验都被悬空的。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讨论长大以后得到了什么,比如符号性的自我认同(社会性别、性取向、职业定位、政治立场……),比如共同体的内外之分,比如严肃性、现实性……却很难回答相比于成人的事件发生前失去了什么——因为一切连续性的体验与自我同一的认识在那个创口上都开裂了。
也就是说,童年是孕育了那个可以更好纳入这个世界的个体的土地,但是当这个蜕变完成后,土地本身却消失了。“失去”了童年的成人依然还要为自己不断积累的观念与原则寻根,就只能“绝望地”寄希望于能够超越个体的稳固形态,比如逻辑、比如“观念运动的必然性”、比如共同利益、共同礼仪。
这种“再一次寻根”曾经能够有效地弥补童年与成人的断裂,“伪装”出一个连续的自我,在现代化到来以后却变得越来越无力。我们成为了无数被迫参与到网络这个巨大的意识形态战场上的人中的一员,被迫即时地证明特定观念的正确性、片面性、崇高性、低劣性……这样的战场不需要“发生性的、连续性的人”,只需要“符号性的人”、“观念健全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童年作为蕴含了一切发生之可能性的场所就被彻底丢弃了,甚至是扭曲了。所以现代化的人的时间变得处处是断裂,仿佛每时每刻都在体验成人的那个创口。
或许只有从童年寻回那些丢失的东西才可以弥补这些创口。现代性的危机已经揭示出面对观念必然性的判断随时有可能扭曲、瓦解、重构,所以才要去进行对于观念从何发生的回溯,而这些回溯最终将把我们带回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