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onov 第十四代纪（王政时代-封建时代）
1.拜穆十六年，以推翻费里库斯及现届卡尔梯亚议院为目的的普利图军兵分三路，由北向南地开赴共和国首都。
受命在维蒂亚河右岸防守卡尔梯亚与周边诸行省边界的卡尔梯亚军，初次实战便遭遇了老将出身，在希科狄王朝战争中担任过临阵顾问的拉美多西亚总督普利图。两军交战，议院军由东向西绵延六百多千米，由四个军团组成的防线一日败北；仅有一个军团不到的人数成功后撤。自萨拉曼战争以来享受了一百多年和平的卡尔梯尤斯早已不似当年的虎将满堂，稍有谋略便可使尚不知何为战场的年轻士兵们大乱阵脚。伤亡不及对方一半的叛军原地留下伤员大步前进，紧随其后的辅助部队料理后勤，与前线主力分工明确。普利图亲率的拉米多西亚三个军团由海岸线急行军抢夺卡尔梯亚港，以阻挠对方一切可能的海上补给；来自马利萨科萨的两个军团由海军将领布罗苏斯率领沿海路向东迂回包抄；余下四个军团在新晋将领法拉库斯率领，从萨尔孔提亚和上卡尔梯亚方向往首都城下推进，并沿途牵制对方各部。
相对于普利图一方的稳步推进，费里库斯一方的形势则愈发不利：前方部队自维蒂亚河一战后便失去了主动地位，各部队剩余力量在频频后退的同时一次次与配合有方的敌人狼狈交战。伤亡不断，士气直落。
拜穆十八年，普利图军在封锁了卡尔梯亚港的情况下包围卡尔梯亚城，在水路基本断绝的情况下，从马士拉乘船赶来的援军不得不折返其它港口改走陆路。因为希尔松和塔拉努两省的中立，半数卡尔梯尤斯海军只得在港中隔岸观火，叛军由是以零星舰船一掌大洋。契乌米路斯带来的所谓盛世终究是局限与卡尔梯亚一地的半成品，在那些大海对岸的偏远行省，甚至有人对一系列改革的发生尚不知情。而同属共和国少数统治阶层的总督的态度冷淡，也正反映了行省制度在如此乱世下预示的分裂倾向。
同年深秋，凭借临时装载于战舰上的投石设备，布罗苏斯破坏了卡尔梯亚城墙，陆地上的围城部队随即趁乱攀入城内，高歌猛进地攻陷议院、于费里库斯的私宅里处决了这位大执政兼议院长，宣布重新组建议院。
掌控了首都情况的普利图下令清除一切城内的宾吉尼塔派，卡尔梯亚成门紧闭，实行了为期十日的宵禁。期间清洗被列为“敌对者”的议员六十余人。因军队行事一切从简，这场不经过审判的清洗运动中的相当一部分受害者可能为误杀。比政治群体更受打击的是赎圣会和宗教群体。这些与费里库斯时代的执政者们达成了同盟的教士们曾在叛军入城之前有过一次在议院卫队护送下统一前往马士拉避难的机会，然而少部分赎圣会高层以“与友党共赴国难”为由留在了城中。而正是这些普利图派眼中亵渎卡尔梯亚文化的入侵者们，后来被攻入教堂的军队尽数斩杀，有上百年历史，成为一方地标的卡尔梯亚大赎圣堂也被强行拆除。
在卡尔梯亚沦陷的整个过程中，城中（包括卡尔梯亚港居民在内）的近十万普通民众可谓饱受苦难。盛世以来的太平生活仿佛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内战阻断了首都的粮食供应，支撑着经济的卡尔梯亚港也一度停摆。阔别许久的拮据日子再一次回到人们面前，犯罪在人家密集的居住区中猖獗起来。曾经由改革派领导市民亲手缔造的完善社会秩序被叛军暴力推翻，这些来自行省自诩文明正统的武夫之辈们对首都民生毫不关心，反而忙于屠杀着所谓的“敌对者”——他们曾经都是与人们每日相见的亲友或好邻居。公共学堂在新议院的反对下雪上加霜，改革派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努力维持的平衡最终被贵族集团的逐步垄断所取代，对此普利图本人在回忆录中有言：“自称宾吉尼塔派的毛头小子们用自己近乎愚蠢的失败证实了他们所谓‘公共社会’的不合理。事实上，发展至如今的共和国早已不是几百年前那个只有三个地区的蕞尔小邦，要想在这样一个庞大国度中整日与纷繁复杂的事务妥当相处，需要的是一个综合素质过人的英才群体。为了保证这样的人才世代延续，在那些长期为国效力的光荣大家族中建立起牢固的高端合作，要比向不计其数的底层民众挥洒见效缓慢的教育预算划算得多，精简下来的钱财大可以用来巩固公共设施和军事力量，而那些普通民众虽然无缘政治，却仍旧可以成为国家各行业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
显然，普利图派攻入首都建立的新政权实质上已成为了与卡尔梯尤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有所区别的一种贵族集团统治。然而共和体制下的卡尔梯亚人终究不同于大海对岸顺从于帝王统治的低下臣民，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利深深自豪的首都市民们，在普利图制造的武力威压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普利图在卡尔梯亚组织的一系列政治手腕表面上好似解决了反改革派心心念念想要扳倒的对手，然而事实上，在将内战的苦难强加于人民头上之余，普利图及其同僚也发现从行省贵族集团中东拼西凑起的新一班议院人选并没有想象中共和国鼎盛时期那般兵来将挡的优异能力。正处于埃蒂阿尼盛世之后的拜穆十五到三十年，卡尔梯由斯共和国在内战中进入了英雄落幕之后的人才断代时期。盛世时期的教育改革培养出的许多新生政治面孔在清洗运动中惨遭迫害；直接参与战争的武将们也多因生长于和平时代缺乏历练而缺乏经验谋略。而在攻入首都的反改革派眼中，他们奉为理想的旧式教育形式早已沦为了地方贵族们展示家门实力的空谈，教师们更多只是借机发展上流人脉，高门子弟们实际的知识掌握并非雇主们关注的重点。至于那些大多数人家里出身普通的孩子，则在连公共学堂里进行着毫无水平保证的课业，近乎于自学。
尽管阻力重重，代表着行省贵族集团利益的普利图依旧坚持了旧有的政治制度。在排除了宾吉尼塔派的新议院一致同意下，普利图被授予了期限十五年的特权执政官，具有同议院元老一般在职期间不被罢免的权力，旨在委托其领导反改革派构建起稳定的新秩序。对于已近暮年的普利图来说，这十五年的任期就相当于变相的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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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叛军在卡尔梯亚大权得手，残余的宾吉尼塔派则远赴萨拉曼尼亚作最后抵抗。拜穆二十年，马士拉赎圣会仍将这些失势政客们视作值得全心信赖的同盟：一是这样的同盟关系有利于宗教组织在卡尔梯亚与萨拉曼人混居的社会结构下发挥作用；二是赎圣会在沙罗麦赫教团与普利图议院的夹缝之间实在需要世俗政权的靠山。或许是一神教影响下的社会的确拥有了更加稳固的思想认同，又或许是内战中的迅速溃败激发了改革派面对事实的危机忧患。在改革中心被迫转入马士拉后，宗教组织的代表第一次获权在议院会议上发言，这种由世俗与宗教力量联合组建的政权结构一时成为了划时代的新现象。至于早先具备类似特征，自诩“人间神国”的沙罗麦赫帝国，实质上却是借由教团名号达成统治目的、由杜哈林（最高统治者，意同皇帝）同时主导宗教活动的“政教合一”。
新生的政权结构同时带来了处事方式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有所追求的政坛新秀的眼中，为自己争取一份教籍成为了在生涯圈子里拓展人脉的必经之路。加入赎圣会演变为知识分子和商贾群体中的潮流，大量卡尔梯亚青壮在马士拉高山上的安胡尔勒纪念厅宣读《先贤圣谕》，在圣钟回响的洗礼下成为教徒。本土化的信众带来了本土化的宗教理论，与卡尔梯亚人接纳卡拉塔姆和安胡尔勒相应，萨拉曼血统的正统教徒们也逐步接纳了卡尔梯亚传统的多神教诸神。
在马士拉城落脚的宾吉尼塔派迅速着手推举大执政费利库斯的继任者，在北进道路上凭借卓越领导力重组沿途败军的军团长秘书加提塞乌斯在主官阵亡的情况下，率领保全下来的最后三万军团兵前往萨拉曼尼亚西部山脉北麓的小城卢马戈拉修建要塞，从那里的山中可以随时发兵，借地势镇守进入萨拉曼尼亚的两处沿海要道。费里库斯十五年（拜穆二十一年），在萨拉曼尼亚总督宅邸中，以宾吉尼塔派为代表的卡尔梯亚改革力量与马士拉赎圣会教士一同举行了为期一周的战时会议，将救国英雄般的加塞提乌斯任命为执政官，同时立原为萨拉曼尼亚行省总督的苏尔布尼乌斯为法务官（法务官的设立旨完成原行省地方长官向最高政治体系的合并，实际上承担着副执政官职能）。这场史称“七日之盟”的合作会议并非一开始就井井有条，随军西撤的最后一批议员与公职从事者虽然短暂沉浸与于昔日同事们重逢的喜悦，但在下一步的防御策略与改革的延续上，却无人能够迅速统一起大家受战败冲击而四分五裂的想法，致使会议一度无法推进。
“七日之盟”的第三天，加提塞乌斯从卢马戈拉要塞出兵，在捷罗弥亚东南借地形优势击溃了准备进入萨拉曼尼亚乘胜追击的两个普利图军团，带着内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份胜报策马回到马士拉。动荡环境下的骚动在盼望已久的武力保证面前平息，众人在对面前英勇之人的心理钦佩中安静下来真正分析起先前提出过的诸多方案。经过四日昼夜不停的讨论之后，宾吉尼塔派终于确立了一套将先前治理整个共和国的模式浓缩与萨拉曼尼亚一地的改良体系。包括兼容赎圣会教士的最高议政机构“大国事会”、在大国事会授权下统一掌管各项公共事务运转的“公政司”（卡尔梯亚语写作“Scrifecum”，原指秘书办公室）。
会议还确立了成文的教育体系，由“学堂”和“大学”组成的两级体系，成为了改革派眼中日后维持国家方向的人才储备：前者是普通少年儿童免费接触基础知识的公共渠道，只要家庭照常上税，便可以将家中任意数量的孩童送进学堂，上午由公共教师教授数学、物理、历史和社会通识；而下午的学堂后院向学生自由开放，作为提供一定器材的体育活动场。后者是由大国事会议员推荐博学者担任（或本人担任）教师，由其亲自决定授课时间并向弟子传授高级知识的教育场所，学科设立广泛，从哲学、博物学、政治学到宗教理论均有导师教授。这些大学教师享有由大国事会赠予的津贴。学生不限年龄均可向教师求学，并在通过教师亲自安排的考试后凭推荐信进入大学进修。大学向其门徒提供付费的食宿和规模可观的图书馆，全天开放，师生统一佩戴有紫罗兰纹样的铜质胸针以表身份。每一名导师可向其弟子下发固定数量的紫罗兰徽记，并在弟子毕业时将其收回；当导师认为学生可以毕业时，可为其撰写学业结语并授予学士称号，该结语常被用作争取公职时的加分项。
在重新复刻公共化改革成果的同时，大国事会还更改了卡尔提尤斯旗帜的图案，由过去卡尔梯亚城名字的首字母改为了“大国事会”一词的缩写。从此将统治团体的决策作为国家意志，政理即国意。加提塞乌斯二年，在多次阻击来自卡尔梯亚的追击后，宾吉尼塔军与普利图军在卢马戈拉要塞签订合约，将捷罗弭亚行省的西境设为两股势力的国境线，海湾南岸的希尔松和塔拉努划归普利图派，新国旗旋即飘扬在萨拉曼尼亚和捷罗弥亚上空。加提塞乌斯三年，马士拉两位大执政联合宣布：为纪年方便，制定卡尔梯尤斯官方历法“共和历”，在改革派实际统治地区使用。改历法以契乌米路斯一年为元年，是年又称共和历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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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镡庭王朝西部，作为军阀势力割据半壁的镇北军打着恢复燧巍帝大位的旗号悍然东进，于恭舆十一年攻下凌川城。镇北军从四面包围城池，城破后迅速封锁凌川全域，阻断道路，将城中三万官员百姓作为与“上宾伪朝”谈判的筹码。此时的镡庭诸臣虽在书信中极力维持着表面的镇静，上宾景槐别宫之内却已然是一片慌乱景象：上宾与凌川两城自古关系密切，在陈兵西境的镇北军面前更是呈唇齿相依之势。最后利益受到威胁的议府派利用高门豪族的商政网络集合了一切可能的财物力量，以连续两年的巨额赔款和对“镇国大将军”达木珲正统帝位的承认换回了凌川城。
恭舆十四年春，余寒尚未退却，姗姗来迟的上宾禁卫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凌川城，这个曾经富饶的交通中转站现已毫无生机：久未打理的园林遍地青苔，沿街商铺在饥荒带来的哄抢下七零八落，环抱城池数百年的坚固城墙在镇北军回撤时尽遭毁坏，倒塌的青砖使街道面目全非，无数饥民麻木而步履蹒跚地走出房屋，推搡着奔向救济的粥篷。在长达两年的凌川惨剧中，掌握上宾实权的议府大臣们散尽千金，国本动摇，也丢掉了作为东方正统王朝的权威。回到羽池京的达木珲迫不及待地登基称帝，改国号为“琛”（Chen），盖取对王座得来不易的珍视之意。这位当权心切的皇帝未取帝号，只改年号为神武。与之相对地，上宾城权臣也无意在此纷乱局势继续维持镡庭王朝国威犹在的假象。恭舆十六年（神武一年），上宾城诸臣唆使燧巍帝签署诏令，改国号为“桓”。在当时东方各国和后世人们的眼中，虽然桓王朝仍尊镡庭遗子燧巍帝佐尔都为国君，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却实际上掌握在由下江门议府演变来的权臣集团手中。这些人多位甯王朝以来在东部沿海和北方边境一代积攒财富的商贾世家，在彼此间复杂的利益牵扯下互相制衡，又不得不共同面对来自西部琛王朝和北方枵国的领土危机。内忧外患中，本来各抱立场的议府言仕们开始了一种架空皇帝的集体统治模式。政体的不同和君不问国的特殊性，使得国力相对弱于琛、枵两国的桓王朝又被一众邻邦蔑称为“南桓”。
依靠武力兵变夺权的达木珲认为稳固的王朝源自于高效的军事体系，依靠着从上宾城拿到的赔款，他提出并迅速着手于构建一套从要塞、运河到军队体制的一整套安全保障。这场声势浩大的工程从王朝西境开始，为加强这条无险可守的国界，达木珲监督建筑巧匠们设计了专门针对巴允图兰骑兵的要塞，这样的五道关隘横亘在大湖东畔，将平泉城、大湖镇和封原关连作一线，成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在兵制上，达木珲将一部分常备部队分为镇西军作为防线力量，日日操练且装备精良。其余仍保留镇北军称号驻扎各地城镇。为了杜绝继自身之后的边疆军阀产生，达木珲将所有镇西军将领全部改为文官，集高级武将左右，应战争需要亲自调配。如此一番整顿，到神武四年末，镇国将军达木珲眼中的大琛社稷已然固若金汤，大权在握的
老将决定就此安坐明堂，享受自己的垂拱之治。不幸的是，在攻防用兵上机关算尽的达木珲忽视了强权征召百工丁壮给各地带来的压力。斯年的琛王朝境内，乡野田地大量荒废，许多地方早已看不见成年男性劳作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勉强维持着小规模耕种的妇人与老妪，西南部各城镇粮价开始上涨。神武五年早春，穷兵黩武带来的农产储备短缺在青黄不接之年集中显现。在此关键时刻，不知是慑于镇国将军之威还是有意了结昏君国祚，羽池京某位朝臣假传圣旨从各地向首都调粮。在地方府司的错愕和乡民绝望的目光中，最后的生存之本一车车地向远方沙黄色的地平线驶去。哀鸿遍野，寸草不生的田垄间生长起无可抑制的民怨。神武五年夏，琛王朝西南边境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军首领自称巶王室后裔，宣国号为西巶并叫嚣要攻入赤垣恢复王都，推翻游牧统治者。同年深秋，北枵祐帝也暹靖台采纳国相季子庸的谏议策反琛国西北一带的乌日钦族人，扶植了附庸于北枵的兀轮国（Hurren)。
狼烟四起，惊破了镇国将军的美梦，也撼动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局势，偌大的琛王朝一夜间四面楚歌。西巶大旗所到之处人人思反，平泉暴民杀官夺城，以此为大本营的叛乱一度蔓延到羽池京南百里之处，而此时的镇北军却因分兵各处且空缺主帅而响应不力；文官出身的镇西军督统们也在纷乱占据中拥兵自重。大敌当头，达木珲急谴殿前诸武将领军平叛。羽池、赤垣两地军力压向南方，于神武七年收复平泉城，西巶残部不得不退回西南乡野。正当王军整兵葺甲准备一举平定反贼时，大湖之南沉默数十年的都木然汗国也突然动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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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从卓尔岑三太子分疆以来，未能争取到领土优势的都木然便在东西强邻的威胁下夹缝偷生。前拜穆十一年，都木然汗国向当时如日中天的卡尔梯尤斯共和国提出结盟，却因对方国内行省官员的严重腐败致使结盟落空（此事也成为了契乌米路斯改革的导火索）。对外求助失败的汗国转而寻求自强的机会，对于五十余年来厉兵秣马的都木然而言，镡庭王朝的内乱无疑是天赐良机。神武七年，趁琛王朝无暇西顾，都木然以提供粮草和军事支援为条件，纠合正在抵抗琛王朝剿灭的西巶军和兀轮国集中突破镇西军要塞，从水陆两方强攻大湖镇，次年便告破城。
大湖镇的失守在琛王朝西境防线的正中央破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以这座坚固城池为依托，来自草原的多族联军得以将兵锋直指羽池京；而琛王朝一方则连灵活调动军力都变得步履艰难。大湖镇一役如是成为了琛王朝短暂统治的终曲——甚至是镡庭末世以来的东西混战向日后南北对峙格局的转折。此战之后，琛军虽有向西北兀轮境内的些许突破，却也在对方及其宗主枵王朝的合力下被迫退回。都木然汗国终于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稳定疆域，也开始支持西巶北伐。镇国大将军与文武群臣围地图而坐，整日忧心于各路战报，殊不知手中半壁江山的飘摇已是他人眼里的囊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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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伦巴尔勒王宫里，也暹靖台与季子庸早已制定出了南下入主羽池京的计划。枵王朝全国兵士严阵以待，从驻地附近的山间窥探着琛军边境上的烽火台：在他们君王的设想中，一旦琛王朝在叛军和草原人的乱攻下开始崩溃，就立刻举全国兵力南下，成为数倍丰饶领土上的新主人。为了前往这片世代昌盛的梦想之地，枵王朝内部在统一以来的短短几年内掀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先作为下等技术工匠统一管理起来的甯籍人口被宣布自由，其生活方式从王室集中保障变成了定期下发酬金，他们被允许与纳津族人通婚，也被允许开办学堂、医馆等重要机构。建造征讨东宁的船只已不再是当务之急：在镡庭分裂的剧变下，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将目光重新转回了陆地，巡弋在玄洲附近挑衅的舰队被收归长泽，在那里等待着一场水陆配合的强硬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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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诸方势力在陆上缠斗，大洋孤悬的东宁国也采取大量措施以求自保。玄洲的楼阙上虽高悬甯旗，朝堂之上却再无归王故都的意思。狭小的国土给了东宁一片沃土以实践和发扬前宁王朝自古典塞罗提基参考来的共和制度。现已是第二任皇帝在位的朝廷从君上臣下变成了君臣环坐，围而议论，尊贱无分。而“皇帝”其名也被更改为“御府公”，也就是“坐镇皇宫的主人”，不再取帝号，仅以年号称之。由此以来，最高统治者正式被虚化为单纯的精神象征，在玄洲城的弹丸之地，御府公无法凭一己之力破除权力集团的架空，成为了只会提议和签字的“纸笔喉舌”。
政治上完成了翻盘的东宁自有其经济上的特性。海岛土地稀少而贫瘠，否定了故土式的大规模种植农业。在将有限土地尽数献给经济作物后，东宁人大搞渔业，发展了无数捕捞方式和相关舟船，也成功使鱼虾养殖初具萌芽。可泛舟出海毕竟是青壮年的事情。在占玄洲城人口十分之一的渔家男丁背后，留在岸上的妇孺老弱纷纷进入海运富商开办的手工作坊，这些世家大贾按作坊出产品的整体质量收购它们工作的成果，而这些经济所得则按明文规定的标准分与场督、工人与帮童。这三个员工等级是由玄洲官府划分并施行于招工和发薪的：分别负责综合管理、生产操作与诸项杂务。这些工场由商贾出资、民众参与、受官法约束。内部出现不公，任何人都有权前往市衙申报；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报名入工，并可以随时辞退，改业别家。
同时，早在甯王朝时期便已兴起的数代海商世家，在其跻身社会高层的漫长过程中与王朝的政治权力网络纠缠不清。巨大的经济实力为商业群体带来了贵族式的知识储备，成为了甯议府制尝试中的主要参与者，并逐渐掌握了真正的话语权。及至当下，这些林立的工场已经成为了宫中群臣绑架皇权和争夺决议的资本。工场将各色原料加工为工艺品、陶瓷器物和建筑部件，以质量优势向世界航线沿岸的国家出口，并将该工程中积累下的雄财投入当下最大的要务——保障东方王朝大分裂环境下的军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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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拜穆四十年（东宁二世御府-清元十二年），东宁国的首要贸易主顾塞罗提基斯不堪于伯虏西莫斯仲裁国的独裁专断，各邦以强硬态度宣称独立，却因缺乏统一协调被仲裁国抓住弱点。远交近攻，以巨额钱财和官方独立保证为筹码，贿赂部分外围城邦出兵缴叛，并依靠幕后支持者梅加利王国提供的大笔资金和军需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奇迹般地结束了城邦混战，在塞罗提基斯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统一国家，称之“塞罗提基王国”
拜穆四十二年（清元十四年），东宁经过仔细考量，决定向新生的塞罗提基王国购买船舶和雇佣兵。南方群岛式的宽体战舰装载着重弩泊入玄洲港口，加之其上说着外语忙上忙下的陌生士兵，引来了全城上下的好奇目光。工商业者竞相从这些蕃客身上窥探起异域元素，施之于各家工场仿造并卖上街市，引来经济文化的大规模繁盛。这个过程后来与甯王朝立国初期首会海外船商并列，被称为“第二次大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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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历一系列战争，在奥克森兰次大陆树立起最高地位的韦茵施塔特在符列藤王的治理下整饬社会、经营国土。将战时社会平稳带回到了先王伊弭恩治时的稳健轨道。在拜穆四十六年，年过半百的符列藤效法父亲，主动将王位让与自己的独生子德拉梵（Dravon），自己则以辞政王的身份安度晚年。韦茵施塔特的这一禅让传统被证明是明智的，继位的德拉梵王子凭借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敏锐嗅觉将国家强盛的重点放在了重洋之外的新大陆上。一生在所向披靡的豪迈征伐中度过，辞政王对儿子的行为不置可否，他曾在其与塞罗提基斯史诗作家俄里希墨斯的访谈录中如是说到：“我信任我的孩子，一如我信任我光荣的同袍。国王的责任是带领其国土上的人们共赴繁华——而若人们受苦于他，一起来废掉他便是。我对此毫无异议，在我之后，军中众多老将也会在辅佐或推翻的问题上看出明智的答案。”
政治环境一片开明，至于被上天赐予此般幸运的德拉梵所看重的新大陆事由，则表现为对东湾城邦战争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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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拜穆四十八年，新大陆东湾海角地带的城邦国家马柴塔开始了对周边其它各邦的征服战争。
截至该年战争爆发的八月夏末，马柴塔在经济上都并没有显现出任何奢华迹象。城中及周边村落居民普遍拥有着仅仅可称为平常的生活水平：有限种类的食品占据着集市商品的多数；存粮备灾的情况普遍存在；精美的家具陈设仍为一般民众之不可想像。建立在这样一个实力和资源都极其有限的基础之上的穷兵黩武，除了法述尔王本人的一定野心之外，还依靠着来自梅利凡德大陆和南大洋的各国支持。自从十三代纪的瓦尔德水手开始将这一地区作为连通两个世界的桥头堡以来，后继的各国船商都思维定势般地致力于维持这一探索活动唯一落脚点的坚固。这是一项对法述尔王本人，即他们在新大陆上东道主的长期投资，所耗钱款出自各国船主，其中最为积极的便是被称为“威斯列根王都骑士团”的韦茵施塔特船主。
在蜂拥新大陆航线的角逐中，各方影响力的对比在第十四代纪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二次掌握了南大洋半数制海权的纳尔维安王国以猎猎血旗阻隔着前往塞罗提基和分裂的东方王朝的航路，使得这些地区大量极富财力的海商群体船不离岸；而在卡尔梯尤斯海湾，稳坐卡尔梯亚城的普利图将包括萨拉曼尼亚在内的广大内陆宗教地区禁锢在其本土之上。韦茵施塔特的德拉梵王得到的毫无疑问是一份天赐的良机，前代国王铁骑平疆时留下的封爵体系，则成为他踏足大海的基石。
韦茵施塔特的爵制较为简单，大分为镇守因斯陶森旧土的领主和国王直辖领土上因军功享有高位而没有领土的骑士——“骑士”一称在奥科森兰本指带领小队骑兵重逢的指挥者，因官职并不算高，战后成为了奖励军功而不威胁王权的名号。这些骑士因享有一定数额的年俸而无需从事过多的劳动，也因此成为王国中下阶层最大的财富所有者。拜穆四十六年，刚刚上位的德拉梵借父王余威邀请王都骑士前往自己的即位庆典，这些曾是符列滕王麾下战友的小贵族们在席间与旧王相醉狂欢，德拉梵乘欢与其签订契约，王都骑士家族独自或合作造船出海前往新大陆者可享数倍年金。
次日酒醒，王都诸骑士府陷入了后知后觉的大讨论。在大有风险的海洋宏利和自己现有的财富面前深思熟虑之后，这些老兵们以曾经纵马冲锋的直线思维拍板决意，纷纷操办起了船事和人工。从友邦纳尔维安买来的闲置战舰最大程度上地保证着船体性能，无数白帆划过波涛奔向全新的未来。奥克辛的语言在大洋广阔的一隅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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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彼岸的马柴塔，法述尔王与自己麾下的将领们围在夜色下的港口，借一盏昏昏油灯观望着商船船舱中的动物。一旁韦茵施塔特的骑士仆从和水手们正用蹩脚的新大陆语言比比划划地向他们努力描述。奥克森兰马，这一曾经引导过军事理论变革的重要物种，即使在新大陆最博学的人们眼中都有如天外来物。在他们的历史和认识中，被人们骑乘、用于驮运重物或辅助作战的牲畜一直都是羊驼。显然，羊驼在新大陆诸国多山的边界周围如履平地，是最理想的驯化兽，但它们轻盈的身躯在两军阵前太过无力，因此保留至今的“靠人数优势取胜”的思路使得东湾在相对和平的大环境下弛于武备，也愈发成为了法述尔王的雄心所向。
当由备马骑兵和驼骑兵混合的劲旅踏破东湾岛岬最后的城邦壁垒时，正值法述尔九年（拜穆五十年）的开春。雨季即将结束，骑士团长亲自远道而来，踏上了潮气方消的乱石滩。打着“探视贵国境内经商部下，顺祝贺胜利”的名义，携重礼从法述尔王手中租下了原属于图扬城邦近郊的一片沿海草坡，作为稳定提供给韦茵施塔特建设港口和暂居地的“骑士团属地”。对于这场划地行为，法述尔王对外宣称为感谢提供支持的海外友族。而从实际出发，所谓骑士团属地，却是韦茵施塔特这一梅利凡德大陆上不起眼的小邦插在新大陆黄金位置上最稳定的楔子。它奠定了海权争霸再也不像几战几和的南大洋一般仅关几国夺土，而转变为操纵世界命脉的舵盘；对于刚刚脱离重洋封锁的新大陆而言，则又将见证新一时代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