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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料现象学的偏离与逆转——米歇尔·亨利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推进】
米歇尔亨利回顾胡塞尔意向性理论，发现作为触发意向性的感觉质料仅仅只是被胡塞尔当作和意向性中非质料的意向形式相对立的概念（质料和形式的二分好像是从亚里士多德就继承下来的），于是质料就变成了只是有待于意向性之光照亮的“黑暗”部分。
但实际上，既然意向性要求质料内容的在先给定，那么传统现象学中以意向性作为一切体验之本原给予的立场就要得到颠覆。质料首先是自身给予的，并使意向性成为“第二次给予”。
如果按照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观点，即内时间意识结构是一种形式化的观念，所有的时间都是被感知的时间，那么实际上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当下，因为“每个被感知的时间都是作为当下之中的过去而被感知的”（即已经自身给予的那个“当下”体验的质料）。
所以米歇尔亨利认为当下是印象，是活生生地给出自身的“生命的运动和自身显现”，它是真正排除了超越性的绝对的内在，意识不停遭遇它而不是构造起它。在这个意义上米歇尔区分了两种现象的显现方式，一种是经典的意向性，而另一种就是印象性地、感受性的质料的显现，称其为感发性，并且认为后者是前者的最终基础。
对于‘自我’和‘世界’的区分来自于西方哲学由来已久的主客划分。
很长一段时间‘自我’（或更恰当称为主体）都被认为是独立于世界存在的实体。这未必导向传统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而是因为意识和被意识感知到的世界在严格的概念分析上一直难以被调和：
过去的哲学家要么坚持一种‘概念都被心理活动构造’的心理主义，要么坚持‘概念预先已存在于世’的柏拉图主义（认为预先存在‘自然’作为概念来源的自然主义也具备相似特征）。 但以私密、流变的意识为出发点就难以论证被认识到的概念的稳固性，而以外部世界为出发点就难以抵达意识行为的深处，并为概念如何给予的过程奠基（我们不能反过来用一个外部、客观世界为概念的给予过程奠基，因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经是被意识预先给予的——这会造成循环论证）。
这个矛盾引出了很多哲学史上的关键问题，例如最著名的心物问题和自由意志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体系则在同时批判二者问题的同时，试图将这两类理论合并成一个能够在严格意义上描述意识活动与被意识活动给予的对象之间关系的哲学理论。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并论证了这一点，开启了整个现象学运动的序幕。
让一些人开怀大笑的小品却可能勾起另外一些人对底层生活的痛苦回忆，让一部分人觉得心惊胆颤、痛苦难忍的描写苦难的作品却可能是另一部分身处于同样苦难中的人寻求共感的精神依靠。
世上造成创伤的东西有千千万万种，很多都难以用作恶与否来区分，越是身处社会共识的边缘，这样的割裂就会愈发明显。
希望创作不使人创伤的作品是很好的出发点（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但这不意味着这种形式的写作对于所有人来说就不是创伤性的。对于很多始终与恶劣的原生家庭环境、自身精神情况乃至社会意志进行惨烈抗争、以至于必须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进行生活的人来说，温和的描写，即便是对于虚构世界的，因为无法给予他们进行抗争的现实力量，因此也毫无现实的“善良”可言。我只能做到尽可能不再将现实的痛苦直接地复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作品就可以摆脱对生存者的创伤——任何私人语言的表达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具有创伤性，在表达观点时的你也一定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相信创作善良的作品是有希望能给世界带来改变的，但这里的善良绝对不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公共普遍的善良，而是始终要回归到创作者自己的绝对价值的伦理诉求和对生活世界的最原初的爱的体验——对于我来说这种爱是去符号化的、沉默的、暧昧的、创伤的……归根究底是女性主义式的，但它必然有其他的可能性。
yirila:
感谢您对您的想法的和景愿的详细介绍，也希望亚夜梦境世界观越来越好！很抱歉这么迟回复您，因为我下面的内容可能会包含可能会造成创伤性的影响的东西，我并不是很愿意说这些。同时和人造语言关系更小，所以可能不在群里发了。
首先，作为一个人，“想象”这种能力是十分有限，十分渺小的。对人类来说，这种整体论而直接的想象，经常受限于一种【同源性】，一种“皇帝的锄头一定是金子做的”的类比。比如我个人无法整体想象没有重力的世界的地形，只能借助计算机用还原论的方法，从地质原理开始随机生成。因为不仅是在让想象被祂人认识的过程中，甚至当大脑开始想象的时候，往往也是使用之前认识的符号排列组合拼凑。这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致命的问题，但它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是和艺术无关的，我接下来会谈到。
至于洛夫克拉夫特说的“不可名状”，确实有两层含义，一是全然陌生之物，无重力世界中的地形无法简单用山名状；二是意识内在之物，人甚至无法完全认识自己（就像眼睛无法直接看见自己、摄像头无法直接拍到自己，脑无法完全在内部建立自己），更很难完全认识比人还复杂的事物。诚然，一个跨社群的、国家的乃至国际范围存在的“日常世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的确，当我们回到稍远一些的过去，互联网和岩石行星，让古人感到面露惊骇——就像老人拿到了智能手机一开始的惊骇——而过了几天也许祂就可以刷抖音其乐融融了。因为那种【同源性】始终贯穿着我们。我也许可以花几天教会花木兰用QQ，祂看到我用一只小动物的照片来做头像，也许会苦笑——想起自己女扮男装的经历。
您看，这是一张脊椎动物“喉返神经”的图片：
脖子里的“喉返神经”从脑干伸出来，不走直达咽喉的近路，而是往下延至心脏，绕过主动脉再折返回咽喉。人类如此，长颈鹿如此，超龙也是如此（喉返神经可长达38米）——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祖先鱼类没有脖子，它并不会清楚，鳃部简单顺着血管的喉返神经，会种下什么毒果。自从出现颈部的四足动物登陆，3.5亿年以来，三十五万个千纪，从龙兽争霸到恐龙灭绝到人类出现，翼龙、鸟、蝙蝠——四足总纲已经三次遨游于天空——而这条“喉返神经”依然紧紧扼着我们所有人的心脏。
从割礼到裹脚布到高跟鞋，再到我们的裙摆——如果有的话——恶行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千纪了，苍天为我们人民流下了多少动情的泪水。从智人这个物种形成到我们也再一次连飞机都能造出来我们遨游于太空，十四万年来，那些恶就像三万五千万年来、那条紧紧扼着我们大动脉的喉返神经——它是我们四足总纲的耻辱——一直深深刺痛着我们所有人的心！
我并不追求什么惊愕的艺术，也不追求无法磨灭的价值。我对艺术的评价标准只有两个：一是复杂，简单一个圆当然算不上什么艺术；二是【不作恶】，不要去画一个人怎么饿死的，不要去引起那些创伤性的东西，不要让读者二次创伤。
如同艺术一样，人造语言和架空世界不是一切，不论以什么标准和目的去做人造语言，当我们不慎落水时，我们第一句话依然是中文“救命”，人造语言救不了我们。但艺术至少可以不害人、不作恶，仅仅是不要作恶，可以把那些【同源之恶】驱逐出去。对我来说，一个东西好不好吃是次要的，我只求不吃秽物，只求不受到伤害。对我来说，亚夜梦境的流云语的很多伟大创作，并非在于它多么深入地在生活世界之上构架了一种“轻盈”跳跃，而是它们比较善良，尽力不去作恶，比如语法书里没有一个不太好的例句，不像有些语法书。一些作品哪怕再优秀，如果作恶，也将成为我们四足总纲的耻辱，在天体生物学尺度被扫进历史和系统发生学的垃圾桶。
我确实有点难以描述什么叫“同源之恶”，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喜好，不如我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离我们同源性比较远的。这是水母的世代交替图：
水母体（单倍体世代）有性生殖生水螅体，水螅体（二倍体世代）无性生殖生水母体。当然，也有很多世代交替的物种在单倍体世代也没有性别区分，只是也需要两两结合才能繁殖。如果这种有世代交替物种有了智慧，也许它们的社会会有显著的“代别”之分，分成独立生殖的奇代，和需要结合的偶代，奇代生偶代，偶代生奇代。代别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可能有“代别歧视”，也可能体现在它们的语言中，它们可能会有“语法代别”。这些差异在社会文化生活上也许也是巨大的——比如，奇代会怎么看待“爱”呢？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后口动物的，是和我们比较同源的亲戚。左边是海星的幼虫，叫羽腕幼虫（它好美）：
它和我们的后口动物祖先一样，都是两侧对称的。它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变态发育，身体的左侧发育出一套独立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五幅对称的组织，直到最后，身体左侧的小海星瓜熟蒂落，就像右图一样。看另一个例子，左边是海鞘的幼虫，像一只蝌蚪一样：
它很像我们的后口动物祖先，有脊索，有大脑，可以自由游动。而等它成年后就会固定在海底，开始“逆行变态”，大脑被消化，成为性成熟的、几乎一动不动的滤食动物。如果这些生物有了智慧，那又是怎样的光景呢？如果变态发育前后是两套神经系统，它们也许会有变态前后的区别，这种差异会扩展到它们的社会生活、文化上，就类似上一个例子里的“代别”、“语法代别”；也可能幼体根本没有意识，比如只是一只小飞虫，只是一个行走的自动进食孵化器，那幼体又是否有人权呢？而如果是海鞘这种逆行变态的生物，只有幼体有智慧和意识，性成熟的成体就几乎像植物一样，那它们会如何面看待变态和死亡呢，没有意识的成体又是否有人权呢？
我讲的这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我们日常身边的故事，与我们的同源实在还是太多了。但在这两个故事里，我相信，比起那些仍然是衣食男女的太空歌剧“科幻小说”（哪怕自称几亿年之后统一银河），这两个故事里讲述到的矛盾、纷争、痛苦，会伤害更少的人，更不容易勾起一些“二次创伤”。也能像您说的一样，使我们能够有机会重新审视被当下的日常所约定的一切。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将童年时期的人看作“历史里的人”，或者换句话说，是否准备好接受历史的评价。
这当然不是说将童年经历看成是与世隔绝的封闭时间段，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童年时期我们的表达具有一种直接性——这种直接性对于孩子来说是自然的，对于成人来说却是创伤的——所以童年经历恰恰相比与成人来说，与世界具有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长大之后依靠观念构造出来的世界，而是一个更加原始的、与意识的发生本身紧密相连的前语言的世界。
通过你的介绍能够大致了解你的愿景，也祝愿你够收获成果！我下面的内容主要是希望能进一步延申之前提到的概念。事实上，这些讨论都会围绕着那个其实并不稀松平常的“生活世界”展开。
能够想象未曾目睹的事物和“遥远”的奇异世界，这无疑是意识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是的，你敏锐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很多这样的想象从私密的意识之流中涌现出来，却无法在自然语言里找到对应。为了让它们能够被他人认识，我们往往不得不诉诸于“树”、“猎犬”、“章鱼”这些熟悉概念的拼凑——这种将内在想象与一个群体内共同观念建立联系的过程，其结果是破坏性的：想象中“异常之处”的陌生性被取消了，想象之所以为想象的某种本质消失了。
我想这样的论述都能够使我们联想起洛夫克拉夫特这位作家：“不可名状”的东西不仅仅是那些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远古造物带来的的恐惧，还有意识之中所有那些无法被日常世界的话语所识别和保留的“杂质”。
你看，我这里使用了“日常世界”这个词，而不是“生活世界”，那么这两个“世界”有何区别？其实诉诸于最直接的感受有的时候能够带来准确的方向——当我们想象一个“日常世界”的时候，想象的到底是什么？至少不是分崩离析的、失语的，或者如同被某些不可名状的古神凝视般恐怖的生存环境，至少我们是在想象某种公共的、稳定的时间与空间（我没有用时空这个词，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未进入关于科学的讨论）。
日常世界可以是我周围的世界，也可以别人周围的世界，归根究底，是将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并继续联系下去的世界。维系日常世界的途径是一系列必要的活动——即使这些活动完全可以是其他别的样子，而不必是它约定俗成的形式——例如那些“符合自己身份”的榜样话语和行为，例如社交行为中那些看似毫无意义却有其隐含作用的语言模式。我们最熟悉的送红包就是其中非常有趣、也点出了日常世界本质的活动：
“xxx，太客气了，红包就不用给了。”
“没事，你收着。”
“不用了，不用了。”
“一定要给你！”
……
“谢谢 xxx！”在几番来回过后，结果完全没有改变：xxx 无论是奶奶、爷爷还是其他亲戚也好，最终还是将红包送给了我。但这些客套话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有一种东西得到了维持：是让“我”和 xxx 之间继续产生联系的日常世界。
“几番来回过后结果完全没有改变”不是问题。相反，如果 xxx 这位亲人真的听完“我”的客套话之后，真的把红包收回去了，那才是出大问题了：这意味着维系日常世界的社交活动失败了，创伤性的东西从某处涌现了出来——那到底是从哪里？
我们可以给这位收回红包的 xxx 找两个可能的理由：
1. 尽管现在和“我”说着同一门语言，xxx 实际上来自另外一个有着截然不同语言文化习俗的群体。在那个群体中，“送红包”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甚至红包里面都不会放钱。这个仪式约定俗成的流程本来就是：收到红包的人表示拒绝，然后送红包的人就收回红包。如果真的要给“我”零花钱，这位 xxx 会选择其他的方式。
2. xxx 真的已经很穷很穷了，快连最便宜的粮食都买不起了，但是出于社交礼仪和亲人间的情谊，还是从自己仅存的余钱里拿出一小份，放进红包里送给“我”——而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当说出那句“不用了，不用了”的时候，“我”只是出于社交礼仪下意识地进行推脱，这位亲人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是ta在那一刻动摇了：对生存的渴望（或者说绝望）越过了维系亲戚间习俗关系的意志，ta真的收回了红包。
也许我们会下意识地觉得，日常世界一定是土生土长的、质朴的、乃至历史悠久的世界。但实际上，一个跨社群的、国家的乃至国际范围存在的“日常世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官方语言的确立、国际语言的通行、高速通讯方式的出现等等消解了社群间的隔阂当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已经可以解决，所以最低限度的日常世界也得以维系——即便历史一次次证明这种维系有多么脆弱。
实际上，现代社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科学话语，即使它颠覆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常观念，也逐渐被吸收到现代人的日常世界中，成为一种共识性的、维系共同观念与共同生活的力量。但话题太大这里就不展开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关于“想象”的讨论中去：日常世界被当作想象的对立面设立起来——想象开辟出陌生的、奇异的世界，而这些世界在通过语言进入日常世界的过程中、进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的过程中，被盲目的类比破坏了。
我们快接近最重要的东西了：这种对立真的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存在吗？
假设我们现在穿越到稍远一点的过去，假设我们能够熟练使用那时的语言和过去的人交流，并想尽一切方式让那时候的人知道：在未来，大部分人的生活是这样的——在无垠的宇宙中一颗被大气包裹起来的、孤独的岩石行星上过着一天天平凡的日子，用电话和他乡异国的亲友谈天说地，用互联网了解全世界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
还没等我们绞尽脑汁将脑海里日常的景象用那个时代的语言粗糙地、四处夹杂着滑稽类比地翻译出来，这位可怜的古人就已经面露惊骇了。古人与我们的日常世界的遭遇，就像我们与自己莫名想象中的遥远世界的遭遇一样，到处是“真正的异常之处”，到处是“无法被日常话语识别和保留的”、“不可名状的恐惧”。
“日常世界”完全可以是其他别的样子，而不必是它如我们所熟悉的样子，但归根究底，它是我们想象中世界的样子。即使这种想象是存在物质性基础的，它依然还是一种想象——一种对于各个区域的人的生活正处于相互联系、彼此维持的稳定状态的想象。而“我”将自己嵌入到这个日常世界中后，才有了对于“我”自己的稳定生活的想象——即便是在今天，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群体对于日常的想象都是相距甚远的。
“我们所过的每个平凡的日常，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日常》这部动漫的名台词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日常世界的惊异与脆弱之处：
因为日常世界是一种共同的想象，它才能铺展开去，容纳那些约定俗成的、看似毫无意义实则维持其自身的礼节和仪式；也正因为日常世界是一种想象，它才会不断地被时间、地缘性因素隔绝和分化，并在严峻的生存危机或者颠覆性的生活形式的改变来临时，进入集体性瓦解重构的历史节点——“生活”一词终于出现了。
你说你不希望被自然语言（或者特定的人造自然语言）困在“生活世界”的牢笼中，而难以企及那些更为遥远的世界。但正如我之前所讨论的，“困住人”的是那个作为共同想象而存在的日常世界，而且它是一个必要的“囚笼”，正如你所说的：它是我们整理亲身的日常现象（而不仅仅是幻觉）、关联生活的共同经验、存放社会的普遍意识（而不仅仅是偏见）的必要想象。
但这不是一个能立刻说服人的解释。我们会问：现象、经验、意识都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某些创伤性的力量会打破对于日常世界的想象，那么这些创伤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一种背景性的力量，能够一次次地迫使人类、以难以计量的惨烈代价彻底变革社会形态与普遍意识，那么这个来源一定不是另一种想象，而是而是真正的物质性力量，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一个能在安逸的想象上揭开伤疤的现实。这是我们以“生存”作为动词直面的世界，而不是作为状态持续停留在的那个对于日常世界的想象——在日常破灭时，我们就遭遇了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从来不是囚笼，它为一切身体行为和知觉行为、对日常世界的想象和超越日常世界的想象奠基——身体和意识都从它那里构建起来，我们把这种构建叫做“生存”。生存的危机会把我们引回生活世界，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日常世界作为想象的本质、直面那个一直被遮蔽、伪造的现实，其表现的创口就是我之前所说的“语言中的矛盾、混杂、错乱的部分”。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些“创伤性的、碎裂的”语言是不能被抹平的，因为在那里体现的恰恰不是语言作为“勾起幻觉的工具”的作用，而是语言无法再继续作为“勾起幻觉的工具”、即联系日常世界经验的功能时，不得不发出的癔症般的“噪音”。
这些噪音就如同洛夫克拉夫特笔下不可名状的东西，不是精致的微妙意图，更没有在背后隐藏着什么真正的含义——那些礼仪和仪式般的语言模式都在真正的生存危机面前崩解了。
但反过来说，一定要在最严酷的危机到来时才能回到生活世界吗？至少我认为不应是这样的。与其说我们想要脱离“生活世界”——这意味着脱离最根本的生存——不如说我们想要脱离一种对日常世界的固定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造语言、架空世界创作乃至一切让人感到惊愕的艺术行为才有其无法磨灭的价值，它们让我们短暂地从一种对日常的想象进入一种非日常的想象，在这种相比于生存危机而言更加“轻盈”的跳跃中，我们同样能够有机会重新审视被当下的日常所约定的一切。
